前言
2023年9月18日，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了第10000次会议，14票赞成、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令现场震惊。美国再次动用否决权，阻止了一项关于加沙停火的决议草案。这是美国在类似问题上的第七次否决。在各国代表默默离场时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突然发声，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：是否该摒弃安理会1945年设定的旧格局，考虑限制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？
14比1：一票否决背后的权力博弈
展开剩余88%9月18日，联合国总部大楼内发生了一个令人深思的场面。安理会15个成员国在表决时，14票支持加沙停火决议草案，唯独美国的代表没有举手。这一票否决宛如重磅炸弹，令全场瞬间沉默。会议结束后，以色列代表满面笑容地走向美国席位，与其热情握手，仿佛在庆祝一次完美的外交配合。这样的场景已不止一次发生。从2023年10月巴以冲突加剧至今，类似的局面已经出现了七次。
每次国际社会接近达成关于加沙的人道主义共识时，美国的否决权总会按时“亮相”。这次被否决的草案内容很简单，主要有三个要求：立即停火、释放人质、确保人道援助通畅。这些要求本应是最基本的人道主义诉求，但却因一票否决而再次被搁置。
美国代表给出的理由是，草案未充分谴责哈马斯，也没有明确保障以色列的自卫权。然而，仔细观察，美国此举更像是为盟友争取时间，而非推动和平进程。14比1的投票结果也清晰地反映出美国在这个议题上的孤立程度。连传统盟友英国和法国都支持这份草案，而中国代表则发出三连问：加沙地带要死多少人才能停火？人道物资什么时候才能顺畅？安理会什么时候才能履行职责？
75年前的制度，今日的绊脚石
要理解这一投票背后的深层原因，必须回到1945年。当时联合国刚刚成立，否决权制度被写入联合国宪章，目的是让几大国相互制衡，避免重蹈国际联盟的覆辙。设计者的初衷是，因为这些大国承担着维持世界和平的主要责任，所以应赋予他们特殊的权力。
然而，时过75年，世界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五个常任理事国依然握有否决权，但当时设立的制度设计已远远无法适应当前的国际局势。根据数据显示，冷战结束初期，安理会决议的执行率约为70%，而今天已经跌破40%。这意味着，联合国这个应代表全人类意愿的机构，正逐渐沦为一个“摆设”。
令人遗憾的是，否决权的使用频率并未减少，反而在增加。从乌克兰危机到叙利亚战争，再到气候变化和加沙冲突，安理会屡次被“卡脖子”。五常中的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只要说“不”，其他193个会员国的努力便可能付诸东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联合国是否还能代表国际社会的利益？
古特雷斯秘书长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。他直言不讳地指出，联合国正面临自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权威危机。问题的根本在于，世界变了，但游戏规则没有变。75年前的设计已无法应对如今复杂的国际局势。就像让一个75岁的老人去参加马拉松，已经力不从心。
既得利益与人道呼声的较量
古特雷斯选择在此时提出改革建议，显然并非偶然。14比1的投票结果给了他足够的理由。当全世界都在呼吁停火时，却只有一个国家通过否决权让所有努力付之东流。这种权力和责任的不对等，已经不能再被忽视。
然而，改革并非易事。根据《联合国宪章》第108条，任何重大的制度改革都需要三分之二的会员国同意，更关键的是五个常任理事国必须全部同意。这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：要求五常国家放弃自己的否决权，显然不可能。
美国的立场很明确：坚决反对。因为否决权是保护其国家核心利益的“最后底线”。中国则主张通过协商一致来推进改革，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，认为改革应更加关注全球南方的声音。英法口头上支持限制否决权，但若真正让他们放弃这一特权，恐怕也会犹豫不决。更复杂的是，改革还涉及到全球权力的再分配。印度、日本、德国、巴西等国已经盯上了常任理事国席位，但他们的竞争对手也不会轻易让步，非洲联盟等地区也要求更多的代表性。如何公平分配席位、是否赋予新成员否决权等问题，都是一场激烈的博弈。
此外，还有一个尴尬的现实：美国作为联合国最大“欠费户”，拖欠会费高达15亿美元，却依然握有否决权。这种享受特权而不履行义务的行为，必然引发其他国家的不满。古特雷斯在会议中公开批评，某些国家既享有最大的特权，又拖欠会费，问题十分严重。
改革的三条可能路径
虽然联合国改革充满挑战，但并非完全没有希望。虽然废除否决权在短期内几乎不可能，但仍有一些实际的改革路径值得探索。
第一种方式是自愿克制。法国曾提出，在涉及重大人道危机时，常任理事国应承诺不行使否决权。如果必须使用否决权，相关国家需要向全球解释清楚理由。这种方法不需要修改联合国宪章，只要各国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即可。不过，承诺并非强制，关键在于各国是否愿意遵守。
第二种方式是扩大常任理事国的范围。让印度、巴西、南非、尼日利亚等区域大国加入决策层，减少五常的垄断地位。虽然这种方式不能直接限制否决权，但可以让更多声音进入安理会，促进更多元的决策。然而，扩容并非简单的任务，如何分配席位、是否赋予新成员否决权等问题都需要慎重考虑。
第三种方式是功能性改革。比如设立紧急特别程序，在安理会因否决权无法采取行动时，可以将议题提交给联合国大会进行表决。虽然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没有强制性，但至少能反映国际社会的真实意愿，产生道德压力。
现实中，改革的推动力量正在积累。14比1的投票结果本身就是一个强烈信号。当国际社会的耐心被一次次消耗时，变革的呼声将愈加高涨。或许，真正的改变并非来自法律条文的修订，而是来自一次次否决后积累的民意压力。
从历史的角度看，任何制度都有生命周期。当一个制度无法适应时代的需求时，变革便成为历史的必然。联合国的否决权制度，已经走到了必须面对和解决问题的关键时刻。尽管改革充满困难，但国际社会的期待和压力正汇聚成一种不可忽视的历史潮流。
结语
否决权制度本应是维持国际平衡的工具，但如今却成为了阻碍全球进步的障碍。改革虽困难重重，但国际社会的压力和期待正在不断积累，变革的历史趋势已经不可逆转。你认为，联合国改革应从哪里着手？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，哪一条道路更加可行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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